大冶金牛的日本籍人士登坂千里 金牛, 大冶, 日本籍

1987年大冶文史资料 刘厚章整理  登坂千里口述  斯达夫录入（蓝色字体为斯达夫所加）


略有删节

鹤冈--宜兰--东京，我在日本的日子
本帖最后由 东岳路壹号 于 2009-11-28 18:05 编辑

   在中国的百家姓里，是不会找到登坂千里这个姓和名的。但在中国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个人存在。这个人便是我，已在中国生活了50多年。

   1917年3月16日（日本大政7年），我出生于日本山形县鹤冈市一个武士家庭，父亲登坂良雄，师范学校毕业，十六岁开始教书，母亲登坂一，家庭妇女。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武士都安排到警察局任职，我的爷爷、外公都是日本警察。父亲后来却从日本到了台湾，我出生后，也随母亲到了台湾，全家住在宜兰市，父亲在宜兰法院任检事长，我在宜兰一所小学读书，八岁那年读完小学三年级，父亲就去世了。

   母亲把我们带回日本，住在福冈市我祖母家。祖母叫登坂加，他是个独生女，从小娇生惯养，待我们很不好。我的外祖父长浜治明知道我们的处境后，把我们接到他家，住在鹤冈市海滨的汤的浜街。他原来在警察署工作，后俩在汤的浜街做镇长，因为年老耳聋不能胜任而退休。我们全家都住在外公家，生活艰苦，外公把我送到舅父家，（舅父长浜俊明，在税务局工作），弟弟登坂昊送到了姨妈家。这年我9岁，刚上四年级。舅父善饮酒，我每天不是带表弟、表妹，就是买米、买酒，还要跳水做饭，身体很瘦弱。每天上课迟到，功课跟不上，成绩不断下降。过了一年，弟弟病死了，母亲又把我接回家里，在鹤冈市朝阳第四高等小学读五年级。小学毕业考试成绩第五名。1930年肄业于鹤冈市女子中学，后失学。1934年，（昭和四年）我通过自学考试，获得了中学毕业文凭。

我哥哥叫登坂一雄，在日本一个地方法院工作，就在我小学毕业那年，不知什么原因，法院不要他做了，哥哥就到东京去工作，仅只维持他个人的生活，那年我12岁，考虑到家庭困难，加之登坂昊要上中学了，我说我不读书了。妈妈把我送到鹤冈市庄内羽二重株式会社织绸厂，一个女工看管三台机器，当了一名固定的织布工。弟弟登坂昊中学毕业后，到市水电厂找了个事。一九三五年，我在织布厂得了肺病（棉尘肺职业病，编者注）织布厂辞退了我，失业了。我只好去鹤冈市职业介绍所、草月会，通过他们介绍到市内各处做了一年多临时工。

一九三六年五月，我来到东京，找到哥哥登坂一雄，其实，一雄在一家报社做采购员。开始哥哥介绍我去东京一户人家做保姆，做了三天，不愿意做，我辞职了。哥哥一雄又介绍我去东京电气会社参加招工考试，被录取到东京电气会社小泷桥营业所当了一名营业员。（1939年由株式会社芝浦制作所和东京电气株式会社合并，成立了东芝。编者注）那是居住在东京高田马场户冢（土治卡）三町街户山庄宿舍。


登坂千里加入的草月会

草月会在日本的情况：

     花道日本人爱花，一般家庭的客厅都置有一瓶精心设计的鲜花，给人以清新别致的美感，这就是日本特有的传统艺术———花道，亦称插花。花道起源于中国佛教的供花，宋元时代从中国传入日本，到东山时代(15世纪)发展成花道，并成为日本妇女品德、技艺修养的一项内容。日本人在瓶中插花很有讲究，花道早先的插花方式，目的在于使人们注意欣赏瓶、强调瓶的美；后来茶室中也插花，要求避免以美炫人，须力求渗入自然深处，表示出纯洁和简朴，可以说，花道是属于美育范畴的。日本插花艺术曾受中国花草园艺和阴阳学的影响，并创造出2000个———3000个流派，各流派人数不一，人数最多的“池坊派”，约有100万人；“小原流”，“草月会”等则分别拥有50万—60万人。目前，日本学过插花的人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最引人注目的是“菊卫”的“新兴插花派”，他们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从而为日本的插花艺术开拓了新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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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月会是日本花道的一个流派

登坂千里1975年回到日本探亲

登坂千里在日本
拿话筒的这位
登坂千里1975年在日本.jpg


登坂千里在金牛家中
拍摄于1989年金牛家中



来到中国
一九三七年，我二十岁了，与隔壁的一位中国留日学生邹松山相识。

     他是中国湖北鄂城县金牛镇人（今属大冶县）。邹松山那年26岁，，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读书。经过一段时间来往，松山君要求和我结婚。我不知松山在中国老家有原配。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我俩在东京举行了婚礼。婚后不到半年，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本进攻中国，我劝松山君回中国：现在中日交战，年轻人应该回国为国效力。这时，我怀孕了，就是我的大儿子恢熙。我决定和松山君一道回到他的老家中国。
    （二战前夕，我的四舅长浜秀明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在陆军参谋部工作。后来去日本住苏联大使馆当武官，一九四四年回国，同年在太平洋战区任海军航空部队总司令，二战结束后，作为战犯关押在新加坡，后被释放，回日本不久病死。我弟弟登坂昊、姐夫渡边正街也也在太平洋海战中被盟军击毙。都是战争惹的祸。）

一九三七年九月三日，我和松山在日本横滨码头搭乘美国商轮“玛丽皇后”号（百度了一下，玛丽皇后号是当时的豪华游轮，常在大西洋 往来于美国和英国之间）
     路过上海，上海正在交战（日本侵华的淞沪战役），轮船不能靠岸，日本人把上海的房子都少了，只好随船去香港。和我从日本一起回来的还有十多个日本留学生。大家找到香港慈善院歇宿了一晚上。第二天搭船来到广州。随行的一位中国商人一下船，就去广州警察局举报：我是日本人。有间谍嫌疑。当时怀疑我是日本间谍，审查后还关了我一晚上。（当时的中国警察还是挺对国家负责的）审查后，警察问明了情况，还送我去粤汉铁路火车站，好心的广州警察嘱咐我，战争期间，不要去汉口了，直接乘火车去贺胜桥火车站，到乡下住稍微安全些。这个期间，日军飞机对武汉进行大轰炸，中山舰也被击沉，苏联空军志愿军和日本飞机在武汉上空激烈交火。
      我从警察局出来，就听到防空警报，日本飞机轰炸了中山大学，我看到了轰炸现场。
我们在广州乘一列货车衡阳长沙。同车的衡阳曹姓留日同学，中途下车去他家玩了一天。后乘火车到了湖北境内的贺胜桥。下车后，松山花钱租了一乘竹轿子，两个轿夫把我抬到了鄂城县金牛镇西畈乡上邹村松山的老家。

武汉空战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南京失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但在“九省通衢”的华中重镇武汉仍有许多重要机关，所以武汉仍是日军的轰炸重点。


　　当时驻防武汉、孝感地区得空军有第３、４、５航空大队和苏联志愿航空队。在１９３７年８月国民政府与苏联签定互不侵犯条约，同时援助国民政府性能较好的伊－１５（包括伊－１５－３、伊－１５比斯）和伊－１６战斗机并派出志愿航空队。在此之前国民政府空军损失惨重，几无战斗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也牺牲在日机的轰炸下。


　　２.１８空战


　　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８日上午，日本出动１２架重型轰炸机和２６架三菱９６－１战斗机在安徽、江西两省交会处会合直扑武汉，第四大队奉命迎敌。代理大队长李桂丹率２９架战斗机升空不久后便与敌机相遇，李命令第四大队分头迎战，由２２、２３中队担任主攻，２１中队负责掩护。


　　空战中２１中队的董明德、杨弧帆、柳哲生、刘宗武四机协同作战首开记录，击落日战斗机一架。柳哲生在协同战友击落一架敌机后又单独作战击落一架敌机。该机队其他战鹰又击落三架敌机。与此同时２２中队的１１架战机与日１２战机相遇，且被敌死死咬住。但他们并未惊慌，而是利用飞机的良好机动性与敌周旋。一两个回合后，就形成了单机混战的局面，中队长刘志汉首先击落一架敌机，其他战友也相继击落敌机共四架。２３中队的８架战机飞抵汉口上空时见２２中队正处于劣势，中队长即命２３中队全体增援，一番混战后击落两架敌机。


　　这场以机群对机群的大规模空战，只进行了十二分钟，国民政府空军击落十二架日机（十架战斗机、两架轰炸机），这也是我空战史上十分辉煌的一页。但我空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其中大队长李桂丹、中队长吕基淳、飞行员巴清正、王怡、李鹏翔共五人，壮烈牺牲。


　　四.二九空战


　　四月二十九日是日本天皇的生日，侵华日军出动３６架轰炸机在１２架战斗机的掩护下企图偷袭武汉三镇向天皇献礼。我空军出动第四大队和苏联志愿航空队共计６０余架战机迎敌，并制定了以伊－１６对付日轰炸机，以伊－１５拦截、引诱日战斗机脱离机群分而歼之。但在武汉上空第四大队只有九架战斗机，敌机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面对劣势九架战机冲入敌机群展开混战。其中陈天民死死咬住一架敌机，不论敌如何摆脱都无法成功，并迅速将其击落。日带队机长气急败坏命令日机集中向陈开火，年轻的陈天民虽英勇奋战，却无法抵挡日机的轮番进攻，飞机多处被击中无法再战，但他没有跳伞求生，而是以邓世昌的方式与一架敌机同归于尽。在其后近三十分钟的战斗中共击落日机２１架，令日军颜面尽失。


　　五.三一空战


　　为报复“四.二九”的惨败，日军又于五月三十一日出动３６架战斗机、１６架轰炸机进袭武汉。我空军掌握情况后，即升空隐蔽伺机作战。当日机进入武汉地区时，我方采用合围攻击的方法，对敌进行猛烈攻击，日机只得且战且退落荒而逃，３０分钟的战斗日军又损失了１４架飞机。

淞沪会战和武汉空战
1937年日军侵华大事记

    8月9日下午五时半，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斋藤要藏两人，驾驶军用汽车冲向虹桥机场，被机场卫兵击毙。事件发生后，上海市长俞鸿钧和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周珏分别向日本驻沪总领事和日本海军通话，当时日方声明，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本日未有奉命外出。纵令有人外出，也决不会有到虹桥机场。因为日本官兵是绝对不应该到机场的。
　　当夜10时，俞鸿钧市长赴日总领事馆交涉，叙说了事件经过，并主张用外交途径解决，不使事件扩大。日方也表示同意。但是至11日下午四时，日总领事冈本访俞市长，态度即转趋强蛮，声称对于虹桥击毙二日兵事，日本全国极为震动，东京政府虽同意用外交途径解决，但是同时却又认为有向中国“质问”对本案态度的必要。并附带提出两项要求：“(一)将保安队撤退，(二)将保安队已筑之防御工事完全撤除。”
　　俞鸿钧答复：“既然是中国的土地，就更无所谓撤退”。对防御工事和“保安队所有措施，无非为防范起见，总之，我方维持和平之心志，日方应能谅解……如日方亦能遵守范围，冲突自然避免”。日方表示满意。
　　12日下午3时，应日方要求，召开淞沪停战协定共同委员会会议。会议在公共租界工部局会议厅举行，出席者除中日双方外，尚有英、法、美、意四国代表，日方代表冈本声称：今晨中国保安队及正规军队，已在近郊设置防御工事，此种行动，违反停战协定，应请共同委员会加以注意，采有效办法，加以制止。俞鸿钧当即驳斥：“共同委员会设置之目的，在维持上海之和平与治安，并非协助日本政府实施侵略政策”。“虹桥事件发生后，日方曾一再表示静候调查事实真相，以外交方式解决，但一面竟军舰云集，军队大增，军用品亦大量补充，此外尚有大批军舰正在途中，源源而来。此种措施，不独妨碍各国侨民之安全，且对中国为一种威胁，且足发生危害之行为。中国在本国领土内，当然有权采取自卫之行动。……我方秉承中央所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一贯政策，对侨居上海之各国侨民，仍当加以保护。”各代表提议可否将保安队稍稍后退以免冲突。俞鸿钧答：“停战协定早已为日方破坏，故本日实无召集共同委员会之必要。”“我国军队，在本国土地行动，有绝对自由之权，此则未容他人之置议。”“为维持上海之和平治安计，如日本将增加之军舰与军队调回，则我方对撤退保安队一点，亦愿加以考虑。”会议毫无结果而散。
　　日本在会上表示竭力避免战争，而行动上作好了战争准备。日本海军陆战队在12日晚陆续登陆。而且在杨树浦、闸北、虹口一带布防。到12日止，调集淞沪的日舰已达30余艘，海军及陆战队1.5万之众。1937年8月9日，驻沪日海军陆战队官兵两人，驱车闯入虹桥机场进行武装挑衅，当即被中国守军击毙。8月13日，日军以此为借口，大举进攻上海，8月13日上午9时15分起，日海军陆战队在铁甲车的掩护下，由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旧厂址出发，于横浜桥过淞沪铁路，向宝山路我军阵地进发，并向我军阵地开枪射击。我方保安队为自卫起见，用机枪扫射，打退了敌军，日方士兵死5人，伤10余人。下午3时50分，日军开始大规模进攻，并以大炮轰击，我军奋勇抵抗。驻上海的中国军队第九集团军，在张治中率领下奋起抵抗。国民党政府陆续调集6个集团军70余万人抗击，初战获胜。从8月23日起，日军多次在长江口登陆，攻击守军左翼，遭顽强抗击。随后，日军逐次增兵，加强上海派遣军的力量。中国军队也陆续增援，不断调整部署。9月11日以后，蒋介石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9月下旬至10月初，日军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9月30日拂晓，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猛攻，中国守备部队陷于苦战，伤亡惨重。10月26日晚，守卫大场防线的中国军队第88师第524团第2营400余人（报界宣传称“八百壮士”），在副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的指挥下，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掩护主力部队连夜西撤。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守卫四行仓库的中国军队孤军奋战，誓死不退，坚持战斗4昼夜，击退了敌人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的数十次进攻。11月5日，日军一部从杭州湾登陆，迂回守军侧后，合围上海。守军被迫撤退。11月12日，上海市区陷落。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严重威胁到蒋介石的统治，国民党政府被迫实行抗战，从此，全国进入了抗日战争。
　　战争经过
　　驻沪日军挑起战端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在华北扩大战争的同时，又积极策划侵占上海。8月9日，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士兵斋藤要藏驱车闯入虹桥军用机场挑衅，被中国士兵击毙。驻沪日军以此为借口要挟中国政府撤退上海保安部队，撤除所有防御工事。日本的无理要求被中国拒绝后，即动员驻上海4000人的海军陆战队及舰艇登陆人员和 “日侨义勇团”共万余人紧急备战。
　　11日，京沪警备司令

11日，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率第87、第88师到上海杨树浦及虹口以北布防，中国空军主力也开始由华北向上海方向集结。13日，日海军陆战队首先由虹口向天通庵车站至横浜路段开枪挑衅，再以一部向宝山路、八字桥、天通庵路进攻，被第88师击退。
　　第9集团军作战和中日空军激战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3日下令将张治中部改编为第9集团军，从14日拂晓开始发起反击，同时命令空军协同地面作战。空军当天就轰炸了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和第3舰队，炸伤旗舰“出云”号。第4驱逐机大队击落袭击杭州笕桥机场的日机3架，击伤1架。15日，日军统帅部下令组建上海派遣军，任命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立即从国内增派第3、第11师团到上海。15、16日，中日空军发生激战，中国空军在京沪杭上空共击落日机40余架。17日，中国海军鱼雷快艇在上海外滩再次击伤“出云”号。
　　张治中的第9集团军从15日起，向日军发起多次围攻。第87师攻占日本海军俱乐部，第88师冲入日本坟山阵地。19日，从西安调来的第36师投入战斗，于21日攻入汇山码头，严重威胁日本海军陆战队。22日，日上海派遣军先头部队开始在杨树浦附近登陆。第9集团军侧翼受到威胁，反击作战遂告中止。
　　中日继续增兵上海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续向上海附近增兵，成立第三战区。冯玉祥任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陈诚任前敌总指挥。以第9集团军组成淞沪围攻区围攻驻沪日军，第8集团军(张发奎部)组成杭州湾北岸守备区，第10集团军(刘建绪部)组成浙东守备区，第54军组成长江南岸守备区，第111师组成长江北岸守备区，以上4个守备区负责封锁压制日军登陆部队。23日，日军第3、第11师团在长江南岸的吴淞、张华浜等地强行登陆。第三战区临时将长江南岸守备区扩编为第15集团军,由陈诚兼总司令，又抽调3个军予以加强。
　　日军第3师第一梯队在张华浜附近登陆时,遭到张治中部警察总队顽强抵抗。第3师主力登陆后，警察总队不支，撤至南泗塘河西岸据守。张治中组织第87、第36师增援，挫败日军进攻，双方于25日隔河对峙。日军第11师团第一梯队23日在川沙口和石洞口地段登陆，由于第15集团军部队未到指定位置，日军迅即攻占狮子林炮台、月浦和罗店，然后分别向浏河、宝山进攻。下午陈诚所部先后赶到，第18军协同第54军实施反击,当晚收复罗店，次日收复宝山、狮子林和月浦。25日，双方于狮子林、月浦、新镇、罗店至浏河口一线形成对峙。
　　日军为连接和扩大两个师的登陆场，9月1日从狮子林和吴淞两面夹击宝山。守备宝山的第18军姚子青营击退日军多次进攻，顽强坚守至7日，日军以战车堵击城门，集中海陆空火力轰击，全城燃起烈火，该营官兵全部壮烈牺牲。战至10日，日军将两块登陆场连成一片。第15集团军予敌重大杀伤后，部队严重减员，13日奉命撤出月浦、杨行、新镇等阵地；第9集团军则奉命放弃宁沪铁路(南京-上海)以东的大部地区。至9月17日，中国军队撤至北站、江湾、庙行、罗店、浏河一线,与日军对峙。
　　第三战区的纵深防御作战
　　9月，蒋介石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21日再次调整部署：以第9集团军为中央军，朱绍良任总司令，位于北站、江湾、庙行一线及其以西地区；以第8、第10集团军为右翼军，张发奎任总司令，位于苏州河以南至杭州湾北岸地区；以第15、第19集团军为左翼军，陈诚任总司令，位于蕴藻浜以北的万桥、罗店、广福地区。9月中下旬,日军新增调第9、第13、第101师及重藤支队(台湾旅)到上海，加入上海派遣军战斗序列。
　　10月1日,日海军、航空兵协同地面部队发起新的攻击。北路以第11师指向广福、陈家行；南路集中第3、第9、第13、第101师强渡蕴藻浜，向大场、南翔进攻，守军顽强抗击。15日，日军突破蕴藻浜，蒋介石急调第21集团军10个师加入中央军序列,以其3个师从大场附近向南路日军反击，另以左翼军4个团在广福南侧向北路日军反击,均未突破日军阵地。22日,日军集中第3、第13、第101师进攻第21集团军，在庙行和陈家行之间突破守军阵地，26日攻占庙行和大场。苏州河北岸的中央军腹背受敌，于27日放弃北站、江湾阵地，向苏州河南岸转移。第88师第524团副团长谢晋元，率第1营官兵继续坚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孤军奋战四昼夜，打退日军多次进攻，被称为八百壮士。后于31日奉命退入公共租界。
　　日军从杭州湾登陆，上海失守
　　日军大本营10月初决定将侵华战争主要进攻方向从华北转向上海方面，急从华北、东北、国内抽调部队，于20日组建第10集团军援沪。11月5日，由集团军司令官柳川平助率第6、第18、第114师团及国崎支队(第5师团第9旅团)，突然在杭州湾的全公亭、金山卫间登陆，策应上海派遣军实施迂回包围。当时杭州湾北岸的守军，大部已调去支援上海市区作战，只有第63师的少数部队守备，猝不及防。日军占领沿海地段后，迅以第6师团进攻松江和闵行，以第18师团进攻金山和广陈。第三战区急调第62、第79师分别阻击日军第6、第18师团，均被击退。日军6日占金山。7日上海派遣军和第10集团军奉命合编为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统一指挥，企图对上海守军迅速达成合围。战局急转直下，8日蒋介石下令全线撤退。12日上海失守，战役结束。
　　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中国军队虽多，但分散在各自防区死打硬拼，注重正面防御，忽视侧翼安全；日军装备优良，取正面强攻，屡遭挫败，改从侧后登陆，迂回成功。日军参战达9个师团22万余人，伤亡9万余人；中国军队参战6个集团军约70个师共70余万人，伤亡25万余人。淞沪守军浴血奋战，使日军被迫转移战略主攻方向,打破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为中国沿海工业的内迁赢得了时间，激发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热忱。
　　综合概括资料
　　1937年11月1日至4日，日军第3、第9、第101师向上海南翔至曹家渡地区连续猛攻。5日拂晓，日军3个师团在杭州湾登陆，切断沪宁线，对中国守军实行迂回包围，中国军队被迫于9日撤出上海。
　　12日，日军占领上海，上海市区失陷。淞沪会战结束。此战役是抗战以来第一场大会战。
　　淞沪抗战历时3个多月，日军以松井石根大将为总司令，共投入12个师团及海空军、特种兵部队30余万人的兵力。中国军队先以冯玉祥为总司令，后由蒋介石兼任，共投入70余个师70余万人的兵力，伤亡高达25万人，日军在此役中共伤亡40672人。日本企图3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未能实现。
　　在淤沪会战期间，日机狂轰滥炸，整个上海到处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在市中区，从外白渡桥经百老汇路直到沪东，没有一座房屋幸存。北新泾镇毁坏最惨，全镇变成一片废墟。闸北、浦东、龙华等处工业区遭到严重破坏，5255家工厂完全被毁，外人估计上海此时损失已超过30亿元(法币)。
　　日军占领上海后到处杀戮，在宝山县，日寇杀害我无辜同胞四五百人。一位姓王的小学教员，两目被日本人挖去，后又被日本人烧死。
　　自上海沦陷，日军在金山卫就整整烧杀了3天，位于金山卫城北的一口赤旱塘成了日本侵略军的杀人塘，日军在这里残杀了
　　60多名中国百姓。在金山卫的向阳村，日军把躲藏在稻田里的3 位农民拖出来，扒光衣服，推进一农屋，砍去四肢，再把砍下的四肢和身驱挂在织布机上。仅在山阳一带，日军就杀害无辜农民 350余人，烧毁房屋4177间。金山卫被日军杀害的有1000余人。在宝山县罗泾乡，日寇于此登陆后，在不到百天的时间里，罗泾惨遭杀害的无辜群众就有2244人，民房烧毁10908间。
　　饱受战火摧残的上海，处处是废墟焦土，横尸卧野，饿殍载道，满目凄凉，失去了往日的繁荣。

-     一到家，我四周环顾，这个地方很落后，与日本城市很大区别，陈旧老房子，没有电灯。邹松山把我带到他婶婶家。村子里的人都围上来看我这个日本女人，我穿着高跟鞋、周围的人见我穿裙子，怀疑我没穿裤子，拉我的裙子看~第二年的二月花招，我生下了大儿子邹恢熙，可怜我第二天就下床洗衣服，不久得了疟疾（打摆子），又吃不惯中国菜，婆婆狠狠的说我是“皇娘生太子”太娇气了。


     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日军侵犯到了金牛，村子里的人都“跑返”了，我没有逃，有次，两个日本兵来到上邹，村里的妇女吓得跑到蔴地里、菜园里躲起来，我没跑，我会说日语，心里不怕。

     一九三八年腊月，日本人在金牛成立了维持会，要松山去做翻译，我不让他去。我要松山送我回日本，没办法，我抱着恢熙跑了，准备去日本。农村里田埂多，有不熟悉路，不知往哪里走，还是回了上邹。维持会有来信要松山区做翻译，不去的话，日本人要杀松山。松山的父亲，没办法，只好让他去了金牛。金牛维持会长是柯有吉。

成渠，鄂东一代匪帮头目，知道松山家比较富裕，土匪“打经济”把我绑架了，问松山家要钱。松山家花了许多钱才把我赎回来。松山的表哥（卢占文村人）送我到金牛，和松山住在一起，

金牛维持会设在商号瑞生福，又搬到老志德泰，会长余捷三，灵乡罗侨人。维持会会计是东边朱的。日军进犯港口（鄂城县公友乡，和金牛接壤），抓了十几个百姓关在维持会里。日军宪兵队长说“港口有匪，晚上有灯”，我说：晚上点灯的人家是做豆腐，做面，不是匪。日本人相信了，放了这些百姓。

一九四零年，我离开了金牛，松山离开了维持会，去了武昌。我们一家住在武昌函三宫65号，松山在省教育厅谋了个差事当科员。解放后，松山家化为地主，财产都被没收了，我在武昌做裁缝，一九五七年回到了金牛镇上居住。我的大儿子恢熙五六年师范毕业，分到金牛镇小学教书。五八年起，我就一直和日本老家通信。


回日本探亲
中日建交后，一九七五年九月三日，政府批准我回国探亲。飞机票住宿费民政部门报销。湖北民政厅还给了我100元探亲费。大冶地方政府也给了我一定的经济补助。

   
这次回日本，共住了一年零三个月，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回中国。在日本，我见到了我的老母亲、我的兄弟姐妹、不少离别多年的好朋友。见到了山形县鹤冈市市长白井先生，山形县县长坂坦清一郎，参加了几次座谈会、讲习会、游园会、赏樱会。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九日，荣幸的参加了日本仙台市鲁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纪念会和鲁迅展览，，这次会议见到了来自中国的上海、广州的有关领导人，大家一起合影留念。介绍我参加鲁迅纪念活动的是我在日本的好友近野中，在北京上过学，日本仙台汉语研究所的所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听众会宫城县支部长，我也向她介绍了我在中国的一些情况。



登坂千里和在华日侨座谈会


近野中的言论
-近野中说：中国人很聪明，的确良布，日本研究了几十年，中国一下学会了。

转自 大冶风云网

水平很高啊，值得学习